QQ营销求职招聘微信群 http://www.jpm.cn/article-124253-1.html无骇卒，羽父请谥与族。公问族于众仲。众仲对曰：“天子建德，因生以赐姓，胙之土而命之氏。诸侯以字为谥，因以为族。官有世功，则有官族，邑亦如之。”公命以字为展氏。(隐八年)
童案
此为大夫“宗法”世族制也。实为“宗法封建制”之最下一级，而在春秋时，尤其是在春秋中叶以后，则为“宗法封建制”之基层组织，舍此即无“宗法”制度，故后世遂以“宗法”限于大夫以下，而以“封建”限于诸侯以上，失其朔矣。无骇，鲁之公族，盖孝公之后。“溢”者称也，族者，大夫之宗族也。观众仲之言，“宗法”与“封建”确为一事。天子建德，即天子建国，因其所生以赐姓，如鲁公伯禽为周公之子，即为姬姓。宋祖微子为殷帝乙之子，即为子姓。齐太公出于姜族，即为姜姓。胙之土者，禄之以国土也。氏者，姓之分也。如鲁为姬姓，国于鲁，为鲁氏。为子姓，国于宋，为宋氏。齐为姜姓，国于齐，为齐氏。“以字为谥”者，以其本人之字或父若王父之字为称也。傅逊以“展”为无骇之字，公子荡之妻亦曰荡伯姬。元年，公子益师卒，传称“众父卒”，后有众仲，则以父字为称也。庆封之为庆，以庆父，施伯之为施，以公子施父，亦以父字为称。所谓“公子、公孙不赐氏，公孙之子死后氏王父字”之说，不甚可通。“展氏”即“展族”也。胥甲父之为胥，以胥臣。公子目夷之后，亦为目夷（墨台）氏！则亦以父之名为氏也。“官族”者，谓取其旧官以为族名也，如司马氏、司城氏、士氏、中行氏之类。以邑为族者，以旧邑为族名，如韩氏、魏氏、赵氏、萧叔大心、卞庄子之类。既有世族，必有世禄世官，无待多言矣。（春秋世族世官制，知者较多，其实西周早已如此。西周世族、世官制，参善鼎铭、师虎簋铭、牧簋铭、豆闭簋铭、师奎鼎铭、师望鼎铭、卯簋铭、同簋铭、师酉簋铭、舀鼎铭、舀壶铭、口簋铭、师口簋铭、单伯簋铭、大克鼎铭、虢叔钟铭、叔向父簋铭、番生簋铭、师訇簋铭、师嫠簋铭等。）西周?师虎簋（图源：上海博物馆）盖周本为小邦，古时一部落耳。灭殷成为中国共主，即以其氏族部落之贵显成员分封各地。周为大宗，余皆小宗，故周曰“宗周”，亦即所谓‘君之宗之”（《诗?公刘》）是也。《召伯虎簋铭》：“对扬联宗君其休”，是君（天子）亦可称“宗君”。殷故为当时中国之大宗，是时降为殷族之大宗，即宋是也。姬、姜盖本为一氏族之分支，故传说谓“昔少典娶于有蟜氏，生黄帝、炎帝。黄帝以姬水成，炎帝以姜水成，成而异德，故黄帝为姬，炎帝为姜。”（《晋语》）姬、姜二氏族由一原始氏族分化而出，其原始之氏族即成为胞族。姬、姜二姓，即二氏族世通婚姻，行氏族外婚制，而在部落或胞族中则行内婚制也。其后二族形成二部落，遂以姬族为主，结合西土近亲近邻之氏族部落，形成为小型之部落联盟，即所谓“我自夏以后稷，魏、骀、芮、岐、毕，吾西土也。”灭殷以后，周成为当时中国之共主，即所谓“及武王克商，蒲姑、商奄、吾东土也；巴、濮、楚、邓，吾南土也；肃慎、燕、亳，吾北土也。”（昭九年）周族之“天子”在其所控制之广大领地中，大事分封，即所谓“天子建国”。大国以姬姓为多，其次姜姓及原来殷国之后子姓。此外庶姓被封建，（如陈、杞、鄫、楚等）被承认（如所谓“蛮夷小邦”等）为诸侯者，盖甚多，是即所谓“周初大封建”也。周室于同姓诸侯固为“大宗”、“小宗”之宗属关系（天子称“大宗”、“宗子”，见《诗·板》），即于异姓诸侯亦通过婚姻等建立“宗法”性之关系，即所谓“兄弟、甥舅”，此原始之“宗法”也。故王称同姓诸侯曰“伯父”、‘叔父”，称异姓诸侯曰“伯舅”、“叔舅”。周固有所谓“宗盟”在，而“异姓为后”（隐十一年）。诸侯亦祖天子，如鲁祖后稷，郑祖厉王（文二年，郑且祖其受封之宣王，见宣十二年）。卫祖文王（哀二年，《晋语》文同），所谓“诸侯祀先王、先公”（《鲁语》）也。（《沈子簋铭》亦言“令口沈子作夃于周公宗，陟二公……念自先王先公”云云。)然诸侯远封，在其本国内亦成为“大宗”，而其“兄弟”为“小宗”。（《晋语》称“栾书实覆宗，弑厉公以厚其家。”“舟之侨告诸其族曰：……宗国既卑”。）故诸侯亦称同姓，大夫曰“伯父”、“叔父”（庄十四年、隐五年），称异姓大夫曰“伯舅”、“叔舅”（《楚语》、《礼记·祭统》引孔悝鼎铭）。鲁有三桓，郑有七穆，宋有戴、庄、桓等族，（桓族亦杯“桓氏”）皆以所出之公为氏。《晋语》：“非（韩）起也敢专任之，自（曲沃）桓叔以下嘉吾子之赐。”是晋之大夫韩氏亦祖先君也。而天子、诸侯、大夫、士之间亦相称为“宗”（《盠牺尊铭》)“王弗望氒旧宗小子”僖二十四年传：“召穆公思周德之不类，故纠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诗，”是天子称诸侯为“宗”。襄二十九年传，（季札）谓（叔孙）穆子曰：……“吾子为鲁宗卿”，桓六年、庄二十四年、襄二年均称大夫之妻曰“宗妇”。《善鼎铭》：“余其用各我宗子雩百生（姓）”，是诸侯称大夫为“宗”。僖五年传：“（虞）公曰：晋，吾宗也。”《孟子，滕文公》篇：滕之父兄称“吾宗国鲁先君”，是诸侯相互亦称“宗”。襄二十九年传：“晋国不恤周宗之阙而夏肆是屏”，是同姓诸侯称本族为“周宗”。《鲁语》：“（叔孙）穆子曰：……故曰虽死于外而庇宗（指季氏）于内可也。”襄二十八年传：“庆舍之士谓卢蒲癸曰：‘男女辨姓，子不辟宗，何也?’曰：‘宗不余辟，余独焉辟之!’”是大小大夫之间亦互称为“宗”。哀八年：“吴为邾故，将伐鲁，间于叔孙辄。……公山不狃曰……今子以小恶而欲覆宗国。’’哀十五年：“子服景伯如齐，子贡为介，见公孙成曰：……利不可得而丧宗国，将焉用之”。是同姓家臣若士之身分者亦称诸侯为“宗”，以诸侯之国为“宗国”。至大夫世族之内，大宗与“侧室”、“贰宗”、“小宗”、“宗人”等之关系别详于下。西周?同簋（图源：故宫博物院）当周初“封建”时，往往以俘虏之殷族及他族与夫当地之族赐受封之贵族，如鲁公伯禽封于商奄之虚（即少皡之虚），固分有“土田倍敦”（仆庸）、“祝宗卜史，“备物典策”、‘官司彝器”等矣，然另分有“殷民六族”，此“殷民”非仅指一般人民，亦指被征服之贵族宗长，故曰“使帅其宗氏，辑其分族，将其类丑，以法则周公，用即命于周，是使之职事于鲁”（定四年）。“宗氏”者，宗族也，有“大宗”率领。分族者，宗族之分支，盖有“侧室”、“小宗”等之长率领，与“大宗”相和辑，受“大宗”辖。“类丑”者，盖指“宗人”与“臣仆”，当以室分，直接受其家长之统帅，而间接受宗长之统帅也。是等宗族之宗长可以“法则周公”“即命于周”而“职事于鲁”，其为助鲁公统治人民之贵族自无疑问。（周初金文明公簋铭：“王令明公遣三族，伐东国”。如明公确为伯禽，则此三族或即为“殷民六族”之三乎？）其后鲁公室滋庶，除公为一国“大宗”外，公子、公孙亦建族受氏，成为一族“大宗”，旧日随鲁公建国之殷贵族，虽地位下降，然仍保持一般贵族之身分，成为“国人”中之主要分子。定六年：“阳虎又盟公及三植于周社，盟国人于亳社”，‘亳社”即殷社，则鲁之“国人”主要为殷族之后从可知矣。卫国亦然，康叔受“殷民七族，封于殷虚”。故《康诰》曰：“往敷求于殷先哲王，用保人民，汝丕远惟商耇成人，宅心知训”，“乃以殷民世享”。《梓材》所谓“以厥庶民暨厥臣达大家，以厥臣达王，惟邦君”，其后则“鲁卫之政兄弟也”。晋国受戎族之“怀姓九宗”及“职官五正”，至春秋初年，“九宗”、“五正”尚甚有权势。隐六年：“翼九宗、五正、顷父之子嘉父，逆晋侯于随，纳诸鄂，晋人谓之鄂侯”。杜注“唐叔始封，受怀姓九宗，职官五正，遂世为晋强家。五正，五官之长。九宗，一姓为九族也”。左氏会笺：“周初封国，必陪以大姓，与土田并锡，欲使子孙有所凭藉，而后世得天下者或徙其豪杰以实要地，或迁灭之以防祸乱，用意不同，而所见则一也。”其说近是。周初封国，一般仅只一城市及其附郊之土地，即所谓‘国”也。大国盖有控制之一定区域，如卫之“封畛土略，自武父以南，及圃田之北竟，取于有阎之土以共王职，取于相土之东都以会王之东蒐。齐则管仲日:“赐我先君履：东至于海，西至于河，南至于穆陵，北至于无棣。”杜注：“履，所践履之界”。其区域亦甚广。在此等区域之中，盖有甚多之附庸“采卫”，为封主所统率，或同姓，或异姓。同姓如鲁属之沈（见金文《沈子簋铭》），晋属之大戎、骊戎等，异姓如任、宿、须句、颛臾之类，皆“服事诸夏”者。僖二十一年：“邾人灭须句，须句子来奔。”次年：“（鲁）伐邾，取须句，反其君焉”。传曰：“礼也”。是须句盖鲁之附庸。《论语·季氏》：“季氏将伐颛臾。孔子曰：‘夫颛臾，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，且在邦域之中矣，是社授之臣也，何以伐为’！”是颛臾为鲁属之明证。宋之萧、蒙，卫之共、滕，郑之京、栎，盖亦此类。春秋后期，莒国尚有“蒲余侯兹夫”，疑亦本附庸之君也。至周初，国都之中除受封时之异姓大族外，公族恐尚未盛。公族之盛似起于西周后期。晋、齐、鲁、宋、卫、郑等国之同姓世族，及后起之异姓世族，皆自西周后期至春秋中叶形成及发展者，前已论之矣。大体周、齐、鲁、郑、宋、卫等国之世族多为同姓，异姓较少；晋国世族则因惩曲沃与桓、庄之族以及骊姬之乱，同姓较少，而异姓、异宗较多。秦国情况不明。楚国似同姓、异姓大夫皆多，而至少至春秋中叶以后，同姓贵族亦渐占优势矣。吴、越盖与楚相近，而用楚人特多，以其文化后进也。西周?师酉簋（图源：故宫博物院）同姓贵族之世族“宗法”制度，后世记礼之书固多言之，然不甚明晰，且多疏误。如《礼记·大传》：“别子为祖，继别为宗，继称者为小宗。有百世不迁之宗，有五世则迁之宗。百世不迁者，别子之后也。宗其继别子之所自出者，百世不迁者也。宗其继高祖者，五世则迁者也。”郑玄注：“别子，诸侯之庶子，别为后世为始祖者也”。此文较为明晰，故姑引之。春秋时大夫世族“宗法”之制大略如是。然若仅有《礼记》等书，犹不足为强证，请证之原始史料。《陈逆簋铭》云：“陈氏裔孙逆乍为皇祖大宗簋”，《陈逆簠铭》：“余陈桓子之裔孙，余寅事齐侯，懽恤宗家，……以享以孝于大宗皇祖皇妣、皇考皇母。”此所谓“大宗”，或指宗子之宗，或指太庙，然“宗家”之义则甚显，指陈氏大宗之家也。哀十四年传：“子我夕，陈逆杀人，逢之，遂执以入。陈氏方睦，使疾而遗之潘沐……而逃。子我盟诸陈于陈宗。”此所谓“陈宗”，明指陈氏之大宗，为陈逆之所属。陈逆“寅事齐侯，懽恤宗家”，明已为分族之长。征之《左传》，陈逆在陈氏中之地位固甚重要也。桓十一年：“雍氏宗有宠于宋庄公”。“雍氏宗”，雍氏之大宗为大夫者也。昭二十八年：“梗阳人有狱，……其大宗赂以女乐。”此大夫世族之“大宗”之明文见于左氏者。又鲁叔孙婼聘于宋，桐门右师见之，语卑宋大夫而贱司城氏。叔孙昭子告其人曰：“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贱其宗，是贱其身也。”（昭二十五年）杜注：“司城，乐氏之大宗也。”是亦左氏“大宗”之明文。桓二年、襄十四年并云：“卿置侧室，大夫有贰宗”。“侧室”、“贰宗”即广义之“小宗”。且既有“大宗”，相对自有“小宗”矣。“侧室”、“贰宗”或“小宗”之后，在春秋、战国间地位已渐重要。如《口口著钟铭》：“口口羌作戎氒辟韩宗鬷，率征秦迮齐，……赏于韩宗，命于晋公，邵于天子”。此或是韩氏之家臣。然家臣之地位本与“小宗”相近，此口口著能作器铭功，称“韩宗”为“氒辟”，不特“赏于韩宗”，且“命于晋公，邵于天子”，是家臣不特达于国君，且达于天子矣。以鲁国为例，季孙氏之“小宗”季寤，叔孙氏之“小宗”叔孙辄，孟孙氏之“小宗”阳虎（昭二十七年“孟懿子、阳虎伐郓”。《论语·子张》：“孟氏使阳肤为士师”，而阳虎作乱，季氏奔孟氏，平阳虎之乱者亦为孟氏之属，与上所举证据合看，即可证阳虎为孟氏之支裔），擅执国政（所谓“陪臣执国命”），且欲“去三桓”而以季寤、叔孙辄、阳虎更之（定八年）可见大夫“小宗”之专横矣。是天子、诸侯之“大宗”地位下降，“政在大夫”后必然发生之现象也。卿大夫置“侧室”、“贰宗”，盖盛于春秋中后期，前已言之，如鲁之子服氏出于孟孙氏，叔仲氏出于叔孙氏，故季平子“欲使（叔孙）昭子逐叔仲小。小闻之，不敢朝”（昭十二年传）。公父氏出于季孙氏，故公父文伯谏其母之绩，谓“惧忏季孙之怒”，其母责之。孔子曰：“季氏之妇不淫矣”（《鲁语》）。阳虎囚季桓子，亦及公父文（定五年传）。晋赵氏在春秋前期已“有侧室日穿”，欲以其属出战秦师。赵宣子曰：“秦获穿也，获一卿矣”（文十二年）。则赵氏之“侧室”己获卿位。赵穿者，赵夙之孙，而赵盾之父赵衰为赵夙之弟，以赵盾执政，赵穿反成“侧室”，此可注意者。春秋后期“范皋夷无宠于范吉射而欲为乱于范氏。……五子谋，将逐荀寅而以梁婴父代之，逐范吉射而以范皋夷代之”（定十三年）。杜注：“皋夷，范氏侧室子也”。春秋中叶，《晋语》载：“八郤：五大夫，三卿”，是其中必有“侧室”为卿者矣，或“卿置侧室”主要为立次级之卿也。“侧室”强大，或自为“大宗”，别成一族，如知氏之于荀氏（荀林父之弟荀首食邑于知，谓之知庄子，以邑为氏）。至于“贰宗”，则似皆大夫。《鲁语》载公父文伯之母谓文伯曰：“尔又在下位”，注：“下位，大夫也”。哀十三年传，吴执鲁子服景伯，景伯曰：“且谓鲁不共而执其贱者七人”，景伯为大夫而非卿，故云“贱者”，是盖皆“贰宗”之类。若一般“小宗”，则自大夫世族“宗法”建立后当即已有之。然至春秋中、后期，其势渐盛，或与次级大夫无异，此则大夫世族膨胀之故。如季公冶似为“小宗”，有室，有家，有邑，有臣，为季氏“属大夫”而仍隶于季氏（襄二十九年传，及杜注，亦见《鲁语》）。晋之韩氏，在韩起执政时，起为大宗之君。韩襄盖为“侧室”或“贰宗”，其徐五族盖‘贰宗”，或“小宗”，亦成“大家”，七家七县，赋七百乘，等于“城濮之赋”。是时上大夫羊舌氏叔向为“大宗”，其下有“贰宗”或“小宗”二，加叔向之族为三（传作“四”字，误，前人已有订正），“强家”三家二县，赋二百乘，亦近于“百乘之家”矣。（昭五年）昭三年，叔向曰：“肸之宗十一族，唯羊舌氏在而已。”则羊舌氏之“宗”本亦“分族”，为其原来之“宗”之一支，至此其他各族皆亡，惟存羊舌氏，故为“大宗”也。“宗”（如“韩宗”）与“侧室”、“贰宗”及强大之“小宗”在大国皆成为“家”，“家”或称为“族”。“宗”(“大宗”)为一大族之宗主，“侧室”、“贰宗”其副，强大成“家”之“小宗”亦其屏藩，是皆具有“百乘”或数十乘之兵力，等于西周初年小国之诸侯。（春秋初，郑庄公伐“如二君”之叔段，仅用兵车二百乘而克之，则段之兵力更少可知，然已近于曲沃而为一国矣。)其“大宗”能指挥全族之兵力.，几于千乘之国，与当时郑、卫等国之力相近，故至战国初，韩、郑相攻，卒因郑之内乱而韩灭郑也（是时韩、郑之兵力自早已超过千乘以上无疑）。西周?扬簋（图源：故宫博物院）
“宗”、“家”之基本单位为“室”（“家”有时亦称“室”），此与一般士庶人之“室”异，有其特殊意义。“室”者，当时宗法贵族之奴隶制大家庭，与“族”有异，故巫臣奔晋，“尽室以行”（成二年），其族仍在楚，其后子重、子反杀巫臣之族子阎、子荡及清尹弗忌而分其“室”（成七年）。此贵族之“室”，如其子幼弱，可由其他同宗贵族与其宰“相”之，如郑“司徒孔实相子革、子良之室，三室如一，故及于难”（襄十九年）。齐子尾卒，“子旗欲治其室”（昭八年）。季公鸟死，“季公亥与公思展与公鸟之臣申夜姑相其室”（昭二十五年），皆是。“室”之主要财产为“田”。《晋语》载厉公“大其私昵而益妇人田”，时人以为“不夺诸大夫田，则焉取以益此，诸臣之委室而徒退者将与凡人”，结果“杀三郤而尸诸朝，纳其室以分妇人”，是“室”之主要财产为田之明证。故《晋语》又载“（韩）宣子忧贫，叔向贺之。宣子曰：吾有卿之名而无其实。……对曰：昔栾武子无一卒之田，……夫郤昭子其富半公室，其家半三军，……其身尸于朝，其宗灭于绛。……今吾子有栾武子之贫，吾以为能其德矣，是以贺”。韩宣子为晋正卿，其“宗”有七成县之土地，其“家，亦有一成县，所谓“百乘之家”，安得“忧贫”而“无一卒之田”。（左氏昭元年作“百人之饩”即百夫之田百顷，一万亩也。)夫百夫之禄，其车至多十乘，与左氏所载太不相侔，是盖指韩宣子“室”之财产也。不然，栾书亦为正卿，实弑厉公，其后栾盈据有晋“宗邑”曲沃，力足以叛晋，当不止“百乘之家”，亦岂得谓之“无一卒之田”耶。所谓郤昭子“其富半公室”，亦指其“室”，“其家半三军”则谓其“家”，盖有数百乘兵车。其“宗”则指郤氏全族，盖谓“八郤：五大夫，三卿”。韩宣子“忧贫”者，“大国之卿一旅之田（五百顷），上大夫一卒之田”（亦见《晋语》）。彼“无一卒之田”，故日“吾有卿之名而无其实”也。秦后子来仕于晋，其车千乘，车数之多且过于韩氏，然其禄亦不过“一卒之田”（并见《晋语》）而已。是皆足证左氏及《国语》之文不误，而“宗”、“家”与“室”有不同也。“室”之财产，除田而外，重要者有人。人包括“妻孥”、大家庭成员、臣僚、“仆庸”、奴隶等，此外即所谓“器用、财贿”，故古者“奴”（奴隶等）、“孥”（家庭成员等）、“帑”（财产）三位一体，可以互称（或称“奴”或称“孥”称“帑”)。《晋语》：“宫之奇……以其孥适西山”，“鼓子之臣曰夙沙厘，以其孥行”。鲁穆伯生二子于莒，“尽室以复适莒”（文十四年）。“（季氏属大夫）申丰趋退，归，尽室将行”（襄二十三年）。晋使魏寿余伪叛，“执其帑于晋”，士会返晋，“秦人归其帑（文十三年）。“（楚）蓝尹亹涉其帑”（定五年）。是“孥”与“帑”通，亦与“室”(古称妻亦为“室”)通也。赵盾使其属臾骈送狐射姑之“帑”，臾骈“尽具其帑与其器用财贿，亲帅扦之，送致诸竟”（文六年）。晋先蔑奔秦，“荀伯尽送其帑及其器用，财贿于秦”（文七年）。是即家庭与财产也。西周之末，周畿内小国郑桓公（厉王之少子友为周司徒，封于旧郑，极小之国）从史伯之计，“乃东寄帑与贿，虢、郐受之，十邑皆有寄地。”是时之郑桓公等于一大国之大夫，而其所寄之“帑”与“贿”“十邑皆有寄地”，则是时王子身分之大贵族所掌握之奴隶制大家庭(“室”)与其所谓“族”(“家”)亦甚大矣。（定十年传“宋公子地嬖薳富猎，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与之”。是春秋末年列国大贵族之“室”亦甚大之证。)所谓“帑”与“贿”，即家族成员、臣隶及器用等也。西周时常以“我邦、我家”连文，春秋末年尚连称“邦、家”，于此可知其故矣。当时各“室”之田耕种者盖为“仆庸”臣隶之类，《晋语》所谓“隶农……虽获沃田而勤易之，将不克飨，为人而已”，即此类耕种之“臣隶”也。各“室”之田，除受之上级之封赐外，亦可能已有用本“室”臣隶等开垦之新土地。如郑子驷“为田洫，司氏、堵氏、侯氏、子师氏皆丧田焉”（襄十年），即以新辟之私田纳入“公田”之内，而作为封洫。此为当时贵族等所反对，故子产“作封洫”，不特“舆人”反对之，而叔向亦规戒之也（见襄三十年及昭六年）。唯其“室”所握有土田等财产为奴隶制大家庭之私有性财产，故贵族致邑于上级后，仍能生活，而为贵族。（参看成十六年曹子臧事，襄二十九年季公冶事，及晏子事）若无“室”则不能为贵族，等于庶人矣。故吴季札固辞君位，“弃其室而耕，乃舍之。”（襄十四年）西周?豆闭簋（图源：故宫博物院）“室”之范围虽较小，而实为当时宗法贵族能比较自由支配之财产及人力，故“室”之富可以为“家”之基，从而亦为“宗”之基。大贵族之“室”有“室老”，即所谓“家宰”，此为最高之“家臣”，其下尚有臣属、隶仆等。大贵族之“臣”盖甚多，其身分多为“士”，富有作战之力，故多“臣”之“室”“家”常为国之患，甚至为“宗”之患。（如晋栾氏多“士”，为晋国之患，范氏、中行氏之“侧室”为其“大宗”之患，见襄二十一年、二十三年、定十三年。）《论语》载“管氏有三归，官事不摄”(《八偷》)。是其“臣”盖甚多。“仲弓为季氏宰，问政，子曰：先有司，赦小过，举贤才”(《子路》)。亦其证。春秋中叶以来，大贵族之家宰甚至预问国政与他家之政，如季氏家宰南遗受叔孙氏家宰竖牛之贿，使“国人”助竖牛为乱（昭五年）。叔孙氏之家宰竖牛欲乱叔孙氏之“室”而有之，敢于杀适立庶（昭四年、五年）。至季氏家宰阳虎，遂专鲁政，威胁鲁君与三桓，甚至“国人”亦惧之，终于作乱，欲去三桓而以己及季、叔二氏之支庶更代之。“家宰”掌握“室”政，亦掌握“家”政，甚至掌握“邑”政、“国”政。如《论语》载“季氏富于周公，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”(《先进)))。仲弓为季氏宰，问“家”政(《子路》)。“子路使子羔为费宰”(《先进)))。左氏载“仲由为季氏宰，将堕三都”。是直握国政，与阳虎无异。其后虽以季氏宗法戚属公伯寮之愬，孔子及其门弟子皆较新式之官僚，无兵权而失败，然此后仲由、冉求并为季氏“家宰”，所谓“相夫子”，而欲伐颛臾，齐、鲁清之战，冉求且帅左师击退齐师（哀十一年）。是役冉求谓季孙曰：“鲁之群室众于齐之兵车，一室敌车优矣。”“季氏之甲七千。”“齐人遁，冉有请从之三”（同上）。可见是时“鲁之群室”及季氏之“室”之兵力。是役盖以三家之兵力为主，未大用外邑之军，则鲁之大世族之实力从可知矣。春秋中叶以后之大夫皆有封邑（所谓“大夫食邑”)，封邑或大或小，或多或寡，愈晚而大夫之封邑愈大愈多（大邑如所谓“宗邑”者，必在宗主之手，如崔氏之崔邑，见襄二十七年传）。晋之所谓“县”亦多为大夫封邑，韩起之宗族已有七县七百乘之兵力，其后“六卿”“三家”之封邑日益扩张，终于“三家分晋”。齐之诸大族盖亦有较大较多之封邑，陈氏得高唐后始大，其后兼并诸大夫及公室，至春秋战国之际盖已占有齐国大部分土地，终于“陈氏代齐”。鲁之三家各有一大封邑，季氏之封土且更多（除费外有汉阳之田及卞等），“大都耦国”之形势亦已造成，非季氏内乱及三家不睦与越人之援鲁公室，鲁之三桓或季氏亦必将分鲁代鲁。然季氏之族终独立为费国。郑之罕氏、驷氏（皆穆族），宋之乐氏、皇氏（皆戴族），盖亦以封邑多、势力大而得政“得国”。（参看襄二十九年、哀二年、二十六年传，《史记·郑世家》、《韩非子·说疑》篇、《内储说下》篇、《二柄》篇、《人主》篇、《外储说右下》篇、《忠孝》篇、《吕氏春秋·适威》篇、《壅塞》篇、及《史记·宋世家》索隐引《竹书纪年》等。)惟卫在春秋后期已甚弱小，其后为各大国所兼并，仅存一二邑为“君”，至秦统一后始全亡。陈、蔡、曹、许等国本小，又受大国之削弱兼并，故未闻有大族之封邑。惟郑则为三等大国，仅次于鲁（哀七年：“鲁赋八百乘”，“郑赋六百乘”)。在春秋末年有所谓“茅成子”者“以茅叛”而“自请救于吴”（哀七年）。殆亦大族之有封邑者乎？至战国之世，邹、鲁并称，其国势几与鲁相等(《吕氏春秋·慎势》篇引或说以齐楚、宋郑、邹鲁、滕费为四等不同之国。盖战国时较早之说)，则春秋时之有大夫封邑，并无足异。秦国，春秋时之史事未详。观后子之富与景公等，或亦有大族封邑，然尚未可知。楚国卿大夫之封邑是否普遍，尚待考证。（楚灵王夺斗韦龟及成然邑而致乱，楚大夫亦有封邑可知。哀十八年，楚‘封子国于析”，《楚语》：“惠王以梁与鲁阳文子，……与之鲁阳”，是皆楚之封君。）然其以“公”“君”等所守之县邑，似直属中央，非守者所可专擅，其详如何，亦尚待考证。吴则齐庆封来奔，“予之朱方，聚其族焉而居之，富于其旧”（襄二十八年），似亦有大族封邑之制，然其详亦难知。至越则《越语》谓勾践“环会稽三百里者以为范蠡地”，此不似封邑，似为赐田也。周在西周时，王畿内之小国诸侯亦甚多，等于春秋时各大国之大夫封邑。春秋时周畿内亦有大夫封邑，如春秋后期之单子、刘子等，似皆为有较大封邑之君，故能掌握周政而战败王子朝。至战国，周分为二，加王为三，亦如郑子阳之弑“国分为三”，非“王室”之虚名犹存，亦早如郑为韩所并灭矣。大夫之封邑亦皆有邑宰。《论语·公冶长》：“求也，千室之邑，百乘之家，可使为之宰一也。”“千室之邑”中即有大夫之封邑在内。襄三十一年传“（郑）子皮欲使尹何为邑”，即治其私邑。《论语·雍也》：“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”，费为“有社樱”之邑，等于一国(《先进》)，《檀弓》“闻子皋将为成宰”，是等盖皆春秋末年新官僚式之“宰”。其以前大夫之邑宰，如南遗、南蒯世为费宰，南蒯以费叛季氏，将叛，“盟费人，司徒老、祁虑癸伪废疾，使请于南蒯曰：臣愿受盟而疾兴，若以君灵不死，请待间而盟（昭十四年）。是大夫之“邑宰”之下尚有臣僚，亦与“家宰”之下有臣僚同。叔孙氏之家臣侯犯本为郈马正，使圉人杀郈宰公若，遂以郈叛，叔孙与郈工师驷赤谋，驷赤用计逐侯犯（定十年），则郈宰之下亦有马正、工师等官也。是等臣僚虽又臣于宰，然仍臣于大君之大夫，如司徒老、祁虑癸劫南蒯曰：“群臣不忘其君，畏子以及今，三年听命矣。子若弗图，费人不忍其君，将不能畏子矣”（同上）。凡家臣原则上皆臣属于“家”（大夫），“家臣而欲张公室，罪莫大焉”（同上），“我家臣也，不敢知国”（昭二十五年），是春秋时人之见解矣。至《晋语》载“栾怀子之出，执政使栾氏之臣勿从……栾氏之臣辛俞行，吏执之献诸公……对曰……臣闻之曰：三世事家君之，再世以下主之。事君以死，事主以勤”。“君”即“主”也，此或是深浅之言。“再世以下”之家臣与家君之关系尚浅，故尚可背之，如豫让然“士为知己者死”，范氏中行氏以众人待豫让，让以众人报之。范中行氏亡，让又为知伯之臣，知伯以“国士”待豫让，让以国士报之，故知伯死再三为报仇以死也。诸侯于天子为臣，大夫于诸侯为臣（异国之大夫且能受封邑于另一国之诸侯，则亦有臣属之义，如郑大夫公孙段受州县之田于晋侯，且受策书，见昭三年传），家臣亦于大夫为臣。春秋时家臣称家君（大夫）为“君”“主”或“公”（见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，襄三十年传，郑伯有之臣称伯有为“公”)。卿大夫亦有外内家朝，“合官职于外朝，合家事于内朝”。(《鲁语》。卿大夫之朝，参见襄二十七年、三十年传等)。家臣或称家大夫（见《檀弓》)。昭七年传：“孟僖子……将死也，召其大夫曰……”云云，即“家大夫”也（杜注以为“属大夫”，恐非。“属大夫”与“家大夫”似尚有异）。家臣中之“宰”等亦有封邑。成十七年传：‘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”。施氏在鲁未为大家，其宰且有“百室之邑”，其他可知。故昭五年传：“(竖牛)取东鄙三十邑以与南遗。”此邑似为小邑，然在他国“唯卿备百邑”，大夫仅有数十小邑（见襄二十七年传），则季氏之宰南氏岂不等于他国之大夫乎。至“属大夫”之有邑，前已言之。家臣之大者亦已成“氏”，如阳虎之族称为“阳氏”，阳氏亦有甲兵，能作乱于鲁（参定八年传）。其后孟氏成宰公孙宿似亦有私属甲兵（参哀十五年传），此等家臣亦皆有土有民有军有政之世袭贵族，故孔子言“陪臣执国命，三世希不失矣”(《论语·季氏》)，宗法家臣之世袭可知。宗法家臣亦可出为公臣，如季公鉏氏富“又出为公左宰”（襄二十三年传）。《诗经》言“筑室百堵”(《斯干》)，则古宗法世族即氏族制之余，故筑室聚居，其势力自大。春秋末年固已有“公子公孙之无禄者”（昭十年传），然春秋中叶以后，凡欲立其所私宠之人而去宗法世族之君若大夫，往往遭宗法世族之祸。如晋厉公如此而被弑，燕简公如此而被逐（昭三年)，周大夫单献公弃亲用羁，……襄顷之族杀献公而立成公（昭七年），又甘简公立其弟过，“过将去成景之族，成景之族赂刘献公”而杀之（昭十二年）。“周巩简公弃其子弟而好用远人”（定元年），“巩氏之群子弟贼简公”（二年），故保守“宗法”“礼”制之孔子曰：“书云：孝乎，惟孝友于兄弟，施于有政，是亦为政，奚其为为政”(《论语·为政》)。此即“宗法”世族制下之政治也。文章内容来自《春秋左传研究》(校订本)，童书业著，童教英校；上海古籍出版社年。侵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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